随着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出台，美国决定先薅印度的“经济羊毛”

　　12月10日至11日，由里克·斯威策率领的美国代表团访问印度，双方举行了新一轮经贸谈判。尽管彼此都表达了相对比较乐观的预期，但一直处于“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状态的美印双边经贸谈判第一阶段协议却仍然无法按原计划在今年年底达成。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是因为美印两国各自产生了新的利益考虑与算计。随着特朗普政府新版《国家安全战略》的出台和印度外交再次强调“战略自主”，双方均从多维度来审视两国经贸谈判，谈判的意义已然超出经济范畴，这意味着后续谈判的复杂化。而双方不设定谈判结束时间的举动说明，美印经贸谈判出现了长期化的苗头。

　　本轮经贸谈判的新特点

　　从公开信息看，美印围绕大多数贸易议题的谈判实际上已经结束，仅在大豆、乳制品、投资框架等有限的几个问题上存在争议。只要双方协同努力，在今年年底达成协议也并非难事。但形势变化——特朗普8月初对印加征25%惩罚性关税使得美印经贸谈判与俄乌冲突挂钩，以及随后双方采取对冲动作，带来了新的冲击，直接迟滞了经贸磋商进程，两国关系也随之陷入低潮。其后四个月时间里，双方在采取观望、试探、交流等措施后，美印关系终于迎来了改善迹象。受此影响，本轮经贸谈判也呈现出新的特点。

　　首先，与前几轮谈判聚焦于经济议题相比，本轮谈判被放在重置双边联系的大背景下，是改善两国关系的一部分。上周，美方有两个代表团——由艾莉森·胡克率领的政治事务代表团和里克·斯威策率领的贸易代表团先后访问印度。这在近期美印关系中并不多见。

　　艾莉森·胡克承担着改善美印关系的使命，在与印外交秘书唐勇胜的会谈中强调双方要深化在国防、能源、技术、太空及可信赖供应链领域的合作。依照印方说法，里克·斯威策首次访印的重心也没集中在谈判本身，而是旨在建立熟悉感和加强工作联系，其与印方的会谈是“实质性的”。

　　可以看出，本轮经贸谈判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经济利益交涉，它是美方在双边关系陷入低潮后，尝试大力度推动美印关系重置的应对措施之一。另一个可资佐证的是在谈判的第二天，莫迪与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与国际发展问题，将在全球和平、稳定及繁荣方面进行合作。与之前动辄责难印度的表现相比，特朗普的姿态明显放缓。

　　其次，印度主动软化立场，试图通过多措并举方式以换取美方在惩罚性关税和其他问题上的让步。特朗普施加25%的惩罚性关税使得美印达成贸易协议的难度大增，在印度面前又增添了新的障碍。本轮贸易谈判议程因此分为两项平行谈判——一项是解决关税问题的框架贸易协议，另一项是全面贸易协议。前一项明显是想解决特朗普政府对印施加的高关税问题。为推动两项平行谈判顺利进行，莫迪政府一方面主动软化立场，提前对美示好。12月9日，即本轮谈判开始之前的一天，美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就在参议院证实，印度已提出了“美方收到的最好的”贸易提议。至于具体提议内容，双方都不愿进一步透露。外界可以确定的是，印度明显是首先让步的那一方。另一方面，印度加大对美游说力度，不惜以渲染他国威胁的方式来敦促美方行动。在美印谈判的同时，印度外长苏杰生之子杰尚卡尔在美国国会公开宣扬“中国威胁”是美印战略伙伴的“重要压舱石”，意在挑动对华疑惧情绪，从侧面提升美方签署贸易协议的紧迫感。

　　最后，特朗普政府对印经贸谈判立场发生了变化，旨在实现“既要又要”目标，以图收益最大化。综观从年初上台至今对印度的种种表现，从公开表达对印度关税的憎恶之感到推翻前任政府出于围堵中国而容忍印度对美巨额贸易顺差的对印政策，到后来突然加征惩罚性关税，再到今天“重新发现”印度的战略价值，特朗普政府的对印政策显然经历了一波剧烈震荡。结合期间特朗普本人及其团队人员的各种表态，笔者认为，其对印政策背后是两种政策取向的竞争——一种是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经济利益优先取向，另一种是国务卿鲁比奥等人为代表的地缘价值优先取向。现在看来，面对在战略价值和经济价值之间做取舍的问题，特朗普政府更倾向采取“既要又要”立场——既要最大限度地榨取印度的经济价值，又不忽视印度的战略价值。如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特朗普对印态度总是反复无常，在拒不撤销惩罚性关税的同时又派高级代表团赴印谋求深化合作。

　　美印经贸谈判出现长期化的苗头

　　按照原计划，美印经贸谈判第一阶段协议本将在今年秋季——最晚在11月底前达成。但后续形势发展证明，双方的预期还是太乐观了。面对这种情形，部分印度官员继而期待今年年底能够敲定协议。而印度政府首席经济顾问纳格斯瓦兰则认为，协议很可能在2026年3月，即2025财年的最后一个月前签署，其依据是大多数贸易相关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不过综合各方面影响因素看，上述期望能否实现恐怕还是存疑的。与之相反，至少有两个征兆显示美印经贸谈判已出现长期化的苗头。

　　首先，双方均没有设定第一阶段协议谈判的结束时间。12月11日，即本轮谈判的第二天，印度商工部部长戈亚尔在回应格里尔关于“美国收到的最好的”贸易提议一说时称，如果特朗普政府真对提议感到满意，就应该尽快按约定与印度签署自贸协定，印方的急切之情溢于言表。对此，美国方面迄今没有回应。显然，这种结果只能说明美方并不满足于眼前的利益所得，其背后的考虑要么是继续待价而沽，迫使印度做出更大让步，要么是先谋后动，耐心等待时机成熟，然后结合形势发展，再决定布局落子。无论哪种情形，这都表明美方并不急于签署自贸协定。对此，戈亚尔只能以无奈而悻悻的口气说“我们不应该带着截止日期进行谈判，因为那将会犯错误”。

　　其次，两国的战略定位差异将是影响后续谈判进程的决定性因素。随着新版《国家安全战略》的出台，特朗普政府明确提出“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具体体现为重新平衡全球贸易关系。严重失衡的对印经贸关系在特朗普政府看来当然是不可持续的，必将成为“整治”的重点对象。尽管“重新发现”了印度的战略价值，但在其能够被开发、利用之前，美方的重点还是放在榨取印度的经济价值上。而对印度施以其反制乏力的高关税政策正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有力手段。另一方面，在经历50%高关税的“至暗时刻”后，印度也开启了市场多元化进程。其效果至少表面看来似乎还不错——第三季度GDP增速达到8.2%——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出了强烈质疑；9月对美出口显著回调，但总体货物出口同比增长约5.2%至6.8%，并没有出现大幅下降，这说明其对冲战略取得了初步成功。面对日益看重经济利益的特朗普政府，强化当前的市场多元化战略将是印度的明智选择。

　　美印在国家经济未来发展上的定位差异意味着印度对美经济依赖性的逐步降低，而美国用来制约印度的空间也将不断变小。相应地，两国在关税问题和其他经贸问题上的博弈也将变得更加耗时持久。

　　（崔荣伟，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崔荣伟